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农业强国”，而农业机械化和农机装备是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农业强国的关键抓手和基础支撑。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农业机械化发展取得了瞩目成就，但仍然存在部分领域技术空白、部分关键零部件“卡脖子”、农机—耕地—种子（农艺）—农人等关键要素不耦合、农机化劳动生产率较低等诸多问题，不能满足农业劳动力减量化格局、国际形势继续发生深刻复杂变化背景下保障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保障农产品国际竞争力进而发展农业强国的需要。

今后我们应从关键农业要素耦合、关键农机空白短板技术研发制造、关键农机化经营主体培育和政策保障体系完善优化等角度入手，加快现代农业装备和农业机械化转型升级发展，实现从农业大国向农业强国迈进。

一、农业机械化发展成就瞩目

我国农业机械化技术水平发展迅速。从新中国成立之初的近乎零基础，到现在的产品门类基本健全、产业体系基本完备，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农机企业从建国时连生产旧式农具在内的农机企业不到300家发展到今天的近200万家，制造门类从简单农具到目前的各类种植播种机械、田间管理机械、收获机械、产后初加工机械、林果机械、畜禽养殖机械、水产养殖机械、设施农业等农业生产全领域，使用技术从单纯的机械传动到现在的电控、液控和智能算法控制，技术变化日新月异。

农业机械化发展取得长足进步，在人口总量增加数亿、农业劳动力半数下降的背景下为农产品保供做出重大贡献，是“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的重要载体。与1978年相比，2020年中国人口从9.6259亿增长到14.1178亿，新增人口4.4919亿人。1978年我国城镇化率仅17.92%，2020年已经达到63.89%。农业从业人员从1978年的2.83亿人下降到2020年的1.77亿人。

在这种背景下，如果没有农业机械化的快速跟进，则我国农业生产将面临巨大缺口。由于农业机械化的支撑，我国农业生产不仅没有萎缩，反而快速增长，各类农产品产量都呈现出快速上升的趋势。与1978年相比，粮食产量增长了119.67%、蔬菜产量增长了1390.80%、水果产量增长了1805.21%。农业机械为提高我国劳动生产率、资源利用率、土地产出率做出了重大贡献，特别是提高劳动生产率方面贡献突出，有效弥补了农业劳动力快速下降所带来的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下降问题，起到了稳供保供作用。到2030年，我国农业劳动力可能从目前的1.7亿下降到7000万，到2050年会下降到3000万，我国农业生产要求农业机械化发挥更大的保供作用。

二、农业机械化发展与发展农业强国的要求存在差距

当前，我国农业机械化发展还存在粮食机械化水平高、果蔬茶机械化水平低，平原地区机械化水平高、丘陵山区机械化水平低，农业机械化普及水平高、发展水平低等问题，与农业强国的要求存在较大差距。具体来说：

（一）粮食机械化水平高、果蔬茶和其他产业机械化水平低。主要作物中，小麦、水稻、玉米、大豆等粮食的机械化水平均相对较高，耕种收综合机械化水平均超过85%；但油菜籽、花生、马铃薯等经济作物的机械化水平偏低，机播、机收环节均低于60%；水果、茶叶生产机械化水平甚至整体不足30%；水产养殖、畜禽养殖、农产品初加工机械化水平不到40%，设施农业机械化水平刚超过40%。

（二）平原地区机械化水平高，丘陵山区机械化水平低。目前，我国东北、华北、新疆等平原地区耕种收综合机械化水平均在90%左右，然而西北黄土高原地区、南方丘陵山区的种植业耕种收综合机械化水平相对较低，特别是西南丘陵山区耕种收机械化水平不足35%。丘陵山区农业机械化水平的滞后，叠加劳动力成本上升和农业劳动力减量化老龄化，使得丘陵山区粮食生产大幅度滑坡。与2000年相比，2020年西南的重庆、四川、贵州、云南四省份小麦种植面积绝对值分别下降了96.03%、62.81%、75.67%、50.43%，南方传统水稻种植省份四川、广东、广西、浙江水稻种植面积绝对值分别下降了12.12%、25.65%、23.53%和60.20%。

（三）农业机械化普及率高，发展质量水平较低。按照2020年全国农业机械化统计年报数据，我国小麦、水稻、玉米三大主粮的综合机械化水平，分别达到97.19％、84.35％和89.76％。仅从这组数据看起来，我国主要粮食作物机械化水平似乎已经达到一个较高水平。但该计算方法是按照普及率计算的方法，只要是农业机械作业就算实现了农业机械化。这个指标只能表示有多大比率的农业生产中使用了农业机械，但是使用的大机械还是小机械、配套了多少人力等信息完全没有展示。

以机械化水平最高的小麦为例，2020年小麦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高达97.19%，看起来机械化水平已经难以再提高。但当年全国每亩小麦平均仍然需要3.70个人工投入，每亩人工费用高达334.07元，而美国2020年小麦的人工成本仅24.46元/亩，我国同期小麦人力成本是美国的13.67倍。这也是为什么美国小麦到岸价比我们小麦生产成本还低的重要原因之一。

我国农业机械化发展存在普及率高、发展质量低的问题，劳动生产率有待大幅度提升。如果基于机械替代人畜力进行生产的本质内涵，按照成本占比法计算，三大粮食作物机械化真实发展水平分别为:小麦33%、水稻32%和玉米23%，这和按照当前基于普及率维度计算出来的机械化普及水平，分别差63.73%、52.69%和66.42%。

三、问题根源多样

当前，农业劳动力快速减量化、老龄化，要求农业机械化在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然而以上问题的存在严重威胁到我国农产品保供和国际竞争力的提升。

这些问题的根源是多样的或多因素交织的。有的是由于农机、农地、种子（农艺）、农人等要素不匹配导致的，有的是由于技术供给不足导致的，有的是由于大国小农的初始资源禀赋问题导致的，对不同问题应采取不同的解决方案，不能将所有问题都归结为农机技术供给问题。具体来说：

（一）农机、耕地不匹配。不仅丘陵山区农机耕地不匹配，平原地区也存在农机耕地不匹配问题。细碎、缺乏机耕道、起伏不平的地块，让农机难以下地作业、下地后难以甚至无法作业，较差的通行和作业条件严重制约了农业机械的使用。而研发使用小农机，严重影响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以小型化最成功的微耕机为例：使用微耕机在细碎地块上每天耕地面积不超过5亩，而在宜机化改造后的土地上每天耕地面积可以超过100亩，两者平均每亩人力成本相差数十倍。今后我们国家要以更大力度推进全方位高水平开放，但如果农机农地不匹配问题不解决，我国农产品就难以参与到国际竞争中。

（二）农机、种子（农艺）不匹配。长期以来，育种领域在品种审定时较少考虑是否适宜机械化作业的问题，导致各个作物都不同程度出现了品种和农机不匹配问题。比如，有科研团队花较大人力物力培育出高达2米以上的“巨型稻”，产量虽然比常规稻增产15%-20%，但却因为难以机械收获只能人工收割；此外，口感问题使得销售价格也不如常规稻，最后导致农民获得的实际收益反而低于常规稻。

同时，在农艺设计时，也较少考虑农机农艺融合问题。比如不同地区的玉米播种行距存在较大差异，是采取垄作（在耕地地面上堆起条状土垄，作物种植在垄上）还是平作（不进行起垄直接将作物种植在地块上）各地区也各不相同，导致玉米收割机各地通用性差，跨区作业面积远远小于农艺相对统一的小麦，而美国和加拿大的绝大多数玉米地采用30英寸的行距（76.2cm），这一比例从2007年的80%上升到2012年的85%。

（三）农人与其他现代要素不匹配。现代农业不仅需要良种、良法、良机、良田和信息化技术，还需要掌握这些先进生产要素的高素质农民。但当前我国传统小农户从数量上还占绝大多数，全国2.07亿农户户均经营规模不足10亩，规模农业经营户只占1.92%；同时，农业生产经营人员中，35岁及以下的占比不到20%，小学、初中教育程度占85.4%。这样经营规模结构、年龄结构和受教育程度结构的农户群体，他们在新技术、新装备的学习掌握能力上受到一定限制，在市场规律把握和扩大再生产投资方面存在局限，是难以支撑起我国现代农业发展的。

（四）部分领域整机存在空白，高端智能农机存在卡脖子问题。目前，从研发、制造和应用层面上来看，仍然存在低端农机过多，高端智能农机偏少，经济作物和林果业机械偏少，离合器摩擦片、电液比例控制阀、液压马达等关键零部件卡脖子问题。

（五）大国小农制约劳动生产率提高的问题。我国2020年每个农业劳动力承担耕地面积只有10.83亩。而同期美国每个劳动力承担的耕地面积高达1107亩，加拿大甚至高达2014亩/人。这就使得，即使是同样的农业机械，在美国平均每块耕地面积达四五百亩的地块中作业和在中国平均每块耕地面积只有三两亩的耕地中作业，效率会差异巨大。我们需要不断在地块中转弯掉头，不断在地块之间进行田间转移，导致我们的效率大幅度下降。

四、对策建议

针对以上问题及问题根源，提出以下具体建议：

（一）加快推进农机、农地、种子（农艺）、农人等关键要素耦合。现代农业是现代化农业生产要素的耦合，只有农机、耕地、种子（农艺）、农人等关键要素需要相互耦合匹配，而非其中个别要素单兵突进，才能最大化发挥农业生产效益。这些要素如同木桶的木板，最多能装多少水取决于最短的那块木板。为促进关键要素耦合，应针对丘陵山区进行近4亿亩耕地的农田宜机化改造，促进耕地与农机耦合；针对玉米等主要农作物，展开深入的农机农艺耦合研究，制定主要区域甚至全国统一的机械化生产农艺；将宜机作业作为品种审定的重要指标；重点加强农机手等高素质农民的培育，通过高素质农民的带动促进传统小农融入现代农业。

（二）聚焦农业机械化空白领域和关键零部件，强化研发制造推广一体化。聚焦当前果蔬茶整机空白领域，以及“卡脖子”关键零部件，展开空白领域和关键零部件识别、研发和制造推广，要促进研发制造推广一体化，打通农业机械产学研推用各环节堵点，促进农机研发制造与推广应用协调发展。要及时跟踪评估当前开展的研发制造推广一体化试点效果。

（三）“一户一田”、社会化服务、土地流转、土地托管等多途径促进规模经营。针对当前“大国小农”制约劳动生产率提高问题，不妨作这样的探索：

①结合高标准农田建设，在平原地区进行“一户一田”耕地交换整合，促进农户耕地地块集中以便于规模化、机械化；

②完善农机社会化服务相关支持政策，促进小农融入现代农业，对《收费公路管理条例》进行修订，对跨区作业免费通行车辆内容加入拖拉机、秸秆打捆机等机具；

③家庭农场、村集体、供销社、社会资本等各类迅猛发展的土地流转和土地托管主体，是农机社会化服务的提供者、是商品粮的重要生产者，他们的风险伴随着规模的增长而相对小农成倍放大，他们的稳定和可持续对于我国粮食安全的稳定和可持续具有重要意义，应针对他们面临问题加强在设施农用地、农业保险、农业信贷等政策上给与支持，促进其可持续发展规模经营。

（四）优化农机购置和应用补贴政策。2004年以来，农机购置补贴政策不断完善，在补贴资金总量、补贴区域、补贴机具范围、补贴对象、补贴机具资质、补贴核算方式、补贴兑付方式等方面都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为促进我国农业机械化发展起到了重要贡献。

然而，目前主要还存在部分农机产品特别是低端农机产品过剩、地方政府累加补贴扰乱市场造成不良社会影响的问题，今后我们应继续实施、完善好当前的“把作业量作为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分步兑付的前置条件”的先作业后补贴分步兑付、优机优补新政策，同时应规定各地可以在中央资金不足时进行资金补充兜底，但严禁地方对中央补贴机具进行累加配套；此外，在农机发动机要求国三强制升国四排放问题不断得到优化解决背景下，可以考虑实施农机燃油退税政策，以减轻购机农户经济负担，有利于农户及时进行绿色农机升级换代。

（五）完善农业机械化水平评价指标体系。目前基于普及率维度的农业机械化水平评价指标体系，未能准确刻画反映出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的程度，建议基于人工替代或劳动力成本替代维度，重新构建农业机械化水平评价指标体系。

通过以上举措，实现农业机械化发展转型升级，为把我国发展成为农业强国提供好装备支撑。